2007年6月22日，博某公司及康某新公司与刘某签订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协议（以下简称“激励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刘某认购康某新公司定向增发的股票34.5万元，刘某通过博某公司间接持有康某新公司定向增发新股时的股票。博某公司、康某新公司及刘某三方都必须遵守管理办法以及北京康得公司核心员工股权激励首次认购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根据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的规定，刘某必须以自有资金购买，且应一次性足额缴纳认购激励性股票的对价。对于自有资金不足的核心员工，康某集团还制定了借款政策。刘某在签订了激励协议后，告知博某公司、康某新公司和康某集团需要公司安排借款，于是康某集团为刘某代缴了博某公司的注册资金，然而，博某公司及康某新公司依据合同完成持股安排后至今，刘某仍拒不依约缴纳认购股票的对价，亦拒不签署与康某集团草拟的借款合同，属于根本违约，刘某于2011年11月30日与康某集团终止劳动关系。针对刘某的违约行为，博某公司及康某新公司在多次追索未果的情况下，向刘某发送关于解除激励协议的通知函，通知刘某鉴于其违约行为，解除激励协议。但是，刘某无视上述事实，仍以博某公司股动自居，并起诉博某公司主张其股东权利。后博某公司及康某新公司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两公司与刘某所签激励协议已解除。

     结合本案现有证据，根据博某公司增资后的验资报告记载，其中部分增资款项确系以刘某的名义存入该公司资本账户。由此可见，博某公司、康某新公司以及刘某之间，存在通过签订和履行激励协议，从而使刘某成为博某公司股东的共同意思表示，且相应增资款项经验资确认已实际缴纳到位。根据公司法原理，股东对于公司负有法定出资义务，故该义务仅系发生于公司与股东之间。至于股东所缴纳的出资是否涉及其与第三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则并不影响股东出资行为本身的法律效力。

     有鉴于此，现双方当事人之间虽然对上述增资款项的具体来源问题存在不同主张，但即便博某公司与康某新公司所主张的情形存在，该问题亦属于康某集团与刘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范畴，与刘某所取得博某公司股东身份的是十分属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然而，对于博某公司与康某新公司以上述理由要求解除激励协议而言，则将直接动摇刘某作为博某公司股东的合法地位。因此，博某公司与康某新公司主张以上述理由解除激励协议，应属于于法无据。

因此，北京某公司以上述理由回购激励股权，缺乏必要的事实依据，最终法院驳回北京某公司的诉讼请求。